新时期以来中国研究西方当代文论的问题意识

编辑:dd时间:2021-02-26 09:17点击:

新时期以来影响中国文学研究的西方当代文论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张从文学的内部研究文学,注重文学的形式因素;第二类强调文学与历史、政治、权力等现实因素的关联,力图揭示并分析文学背后隐藏的压迫性力量;第三类关注文学所彰显的意义世界、所阐发的真理,强调文学与人的存在的关联。总体而言,面对西方当代文论,中国文论界并非被动地、不加区分地全盘接受,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清晰的问题意识,有其实际的意图和思想脉络,针对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弊病,基于对自身问题的反思,对西方文论有所选择、辨析、批评和改造。

内容提要:新时期以来影响中国文学研究的西方当代文论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张从文学的内部研究文学,注重文学的形式因素;第二类强调文学与历史、政治、权力等现实因素的关联,力图揭示并分析文学背后隐藏的压迫性力量;第三类关注文学所彰显的意义世界、所阐发的真理,强调文学与人的存在的关联。总体而言,面对西方当代文论,中国文论界并非被动地、不加区分地全盘接受,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清晰的问题意识,有其实际的意图和思想脉络,针对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弊病,基于对自身问题的反思,对西方文论有所选择、辨析、批评和改造。

新时期以来,中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深刻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体到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反思苏联文论模式存在的弊病、推进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完整理解、寻求新的理论话语,成为新时期伊始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心。

长期以来,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论的影响,从社会、历史、政治的角度研究文学的理论模式占据主导。这种研究模式虽有其合理的方面,但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下,由于过度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否定和排斥其他研究文学的角度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文学的特性、违背了文学的规律,难以全面把握和解释复杂多样的文学现象,并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受单一理论模式束缚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迫切需要在思想、观念、方法等方面寻求新的资源。新时期为这种强烈的需求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在拓展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同时,译介西方文论,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当代文论,是中国文学理论界的重要工作。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在近百年的时间中先后产生的各种文艺理论思潮,几乎是同时被介绍进来,对中国的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影响我国文学研究的西方文艺理论思潮众多,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神话与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这些西方当代文论可被归入三大类。

第一类文论强调文学不同于其他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性,立足于文学自身研究文学,主要有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等,一般被称为形式主义文论。这类文论针对19世纪的实证主义文论,反对将文学当作文献,反对从作者的生平、思想、创作意图,以及历史、社会等外部角度研究文学,主张从文学的内部研究文学,注重文学的形式因素,如语言、格律、文体、结构等。

第二类文论强调文学与历史、政治、权力等现实因素的关联,力图揭示并分析文学背后隐藏的压迫性力量,主要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正是针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局限性,文学研究走向了新批评所反对的文学的外部批评的方式。这类文论反对仅仅停留于形式分析的文学研究方法,而将文学最终引向政治和意识形态批判,并在文学研究中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第三类文论关注文学所彰显的意义世界、所阐发的真理,强调文学与人的存在的关联,将理解和解释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认为解释就是存在的方式,强调文学对意义的探寻之功能,认为对文学的理解是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既使得文本的意义得以显现和完成,也扩展了读者的视域。这类文论主要包括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等。如果说第二类文论倾向于关注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关联,那么第三类文论则更为注重文学与传统的关联。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大类文论的区分,只是一个大的轮廓的粗略勾勒,事实远为复杂。各类文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彼此的借鉴和吸收,乃至融合。赵毅衡曾提到,有影响的当代西方文论,往往是对四个支柱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形式文论/符号学/叙述学的选择性结合[1]前言6-7。此外,即便是形式主义文论,在关于文学自足性的主张之下也有其社会、政治的目的,比如新批评对诗歌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工业社会的批评和对传统生活方式的留恋。他们希望通过对文学形式的强调,回归那种在他们看来清晰、完整、富于节律的传统生活。

中国文学理论界对西方当代文论的接受和研究,有其自身的思想脉络,总体而言,并非被动地、不加区分地全盘接受,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根据现实的境况,有其实际的意图,对各种西方思潮有所选择、改造。限于篇幅,我们分别选取新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学,作为上述三类文论的代表性理论,以其在中国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为切入点,分析这三类文论在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大致状况,从中透视中国接受和研究这些西方文论时的内在意图和问题意识。

姜飞曾提到,强调文本独立自主性的新批评与强调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诗学是根本异质的,按说这将使得新批评难以在中国驻足,但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国内对新批评的一些代表性著述已多有译介[2]59-61。80年代早期,在所有被介绍进来的西方当代文论中,新批评的地位尤为突出。1981年,杨周翰发表《新批评派的启示》一文,这是新时期以来较早集中讨论新批评的观念和方法的文章,而其显见的用意在于,思考新批评对纠正我们的文学研究所存在的过度政治化的弊病有何实际的借鉴意义。杨周翰指出,新批评派反对历史学派从作者生平、作品考证、文化社会背景等方面研究文学作品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外在批评”;相反,新批评重视个人对文学作品的经验,强调侧重对作品文字的解释和评价的“内在批评”。杨周翰以新批评的主张反观我们的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国30年来外国文学的研究,与新批评所反对的历史学派侧重“外在批评”的倾向有相似之处,他对遵循“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批评原则提出批评,明确指出这种原则可能导致三个不良后果:一是割裂内容和形式;二是导致“印象派的批评或简单化、公式化的批评”;三是否定了文学的独立性,使文学成为思想、政治等的附庸。而新批评从形式到内容的分析方法、关于细读的主张、对作品本身的强调,概括而言即对文学本身的规律、对文学艺术性的强调,是对我们的文学研究的重要启示[3]。

在看到新批评重视文学自身特性的同时,杨周翰也指出,新批评虽有将作品孤立起来的嫌疑,但事实上新批评并不是否定文学与现实、文化的关联,否定文学的内容,而是将诸如历史、现实等“外围知识”当作文学的背景或前提,文学的内容还是首先要通过对形式的分析进入。杨周翰对这一点的强调,实际上是主张形式分析与对内容的强调并不矛盾,既强调了当时的文学研究关注文学的形式特性的重要性与急迫性,又考虑到80年代初期的现实语境。

1982年,赵毅衡发表《“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一文。1986年,其同名专著出版,是国内研究新批评的第一本专著,而且至今仍是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成果。2009年,其修订本《重访新批评》出版。赵毅衡的新批评研究,如杨周翰的文章一样,有其明确的目的和针对性,即针对我们以往的文学理论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思考这种在英美占据几十年主导地位的文学理论能够为我们提供何种有益的资源:“在今天,当我们正努力建设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体系时……能不能对新批评派的各种成果加以分析,扬弃、改造……把他们的一些论点翻转过来,取出其合理的部分,来加强始终是我们文论中薄弱环节的艺术形式分析呢?”[1]189所谓建设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体系,即是摆脱在一定程度上经过苏联文论模式解释,简单化、机械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束缚,在对马克思主义更为科学完整的理解下,借鉴、吸收西方当代文论中的有益成分,从而“建立真正切合现代化需要的文论系统”。而新批评派的有益成分,正是其形式分析。

抱着这一批判地吸收形式分析方法的明确目的,赵毅衡对新批评做了细致的考察。他将新批评派文论放在从唯美主义到结构主义的整个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论发展的过程中,将之作为这个过程的重要中间环节,分析新批评与其他形式主义文论的差别,从而揭示形式问题本身的多种面向和丰富的可能性。在赵毅衡看来,作为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论的中间环节,新批评派在形式主义从反理性主义向理性主义的发展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到了结构主义,理性主义成为当代形式主义文论的主要特征。新批评还是形式主义摆脱早期极端态度,在理论和方法上逐渐复杂完善的中间环节。由于这种中间地位,新批评派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形式主义文论的突出特点。新批评派在理论的探索上表现出一些折中的态度,往往能突破形式主义的局限,比如,新批评派试图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对文学作品的结构有辩证的理解,但在批评方法上,新批评派又格外恪守一些严苛的规则,比如,将文学文本作为绝对的中心,过分强调文学语言在文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在指出新批评由于将形式主义原则体制化、律令化而导致自己的衰亡的同时,赵毅衡充分肯定新批评在现代西方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性,新批评的一些观点和方法为后来的文论所吸收,至今仍是文学批评中习见日用的基本方式。

80年代对新批评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学界对文学的规律、文学的特性、文学研究的新方法的认识。1984年,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中译本出版,其区分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观点,更是直接引发了学界关于文学本体论的争论。对当时迫切要求思想解放的学界而言,以新批评为代表的西方形式主义文论,与中国此前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的政治批评模式、文学反映论形成鲜明对照,最容易成为学界对文学理论研究补偏救弊的重要工具。因此,尽管形式主义文论在同时期的西方正在经历其衰落的过程,却在中国成为讨论的热点。围绕新批评的讨论,与80年代美学热关于艺术自律、审美无利害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一种呼应,以一种拒斥意识形态色彩的方式,实现对那种以政治标准为唯一标准的文学艺术批评话语的反拨。

此后,进一步探讨新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语境中的有效性的努力,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中颇富成效,表明形式分析的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得到具体的运用,如乐黛云的《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新批评派与小说分析》一文对《红楼梦》的细读、王毅的文章《细读穆旦〈诗八首〉》、王富仁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系列解读等。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受“知人论世”传统的影响,中国学者在运用新批评的方法分析文本时,更倾向于将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

如果说英美新批评在对历史学派的反驳中有些矫枉过正,最终不可避免地落入了狭隘形式主义的局限,那么,中国文论界基于现实的考量对新批评的移植,则始终没有忽略文学与历史、社会的紧密关联,并对新批评以及其他形式主义文论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清醒的意识,正因为如此,才能对形式文论的重要性及其弊病有较为全面的评价。